北约30国驻大使级代表团近日访日，代表团直接进入三菱重工小牧南工厂和横须贺美军基地，这些点位对应F-35组装、宙斯盾雷达生产与航母驻泊——意味着双方谈的不是合作意向，是产业链嵌合。
北约此行的真实意图是防务产业的前沿嵌入。日本今年已申请加入北约“防务创新加速器”这一仅对成员国开放的技术联盟，涉及AI、量子、网络攻防等领域。
北约代表团刚走，4月23日，日本众议院通过了设立“国家情报局”法案，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24日在记者会上证实，预计将在本届国会内完成立法。根据法案内容，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前者以首相为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核心阁僚，后者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全面综合协调权。依照官方解释，它是为防范所谓“虚假及错误信息”、阻止外国势力“干预选举”和“操控舆论”。但这些表述把目标完全指向了外部。
日媒在法案通过前后的反应高度一致，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直接点出最核心的问题——政府称不会随意调查“普通市民”，但“普通”与“非普通”的界限从未明确划定，也未设立对情报机构进行有效监督的制度。此法案的核心是设立“统筹间谍活动的中枢”，法案内含“提供资料等义务”条款，这套架构直接强化了向内阁集中的信息汇集机制，整个设计方向是朝着“可以进行战争的国家”而去。
高市早苗上任不到半年，已经逐一推倒了多个战后日本和平外交体制的支柱：1月为自民党获得国会绝对多数席位解散众议院重新选举，3月提交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修正案，4月21日正式通过；4月17日，日本一艘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被中国军舰全程监控近9小时；4月20日起，日本首次以作战部队身份参加美菲南海联合军演—不再是观察员，1400多名自卫队员实地参演。这分别是直接挑衅中国主权和引入域外军事力量进南海的实质性动作。再加上新情报局的内部监控和舆论控制功能，三件事合在一起，对外配合北约框架形成围堵态势，对内集中权力为扩军扫清舆论障碍，形成一个完整的战略转型闭环。
这种历史联想并非情绪化的标签，是一种基于结构和功能的精准对照。二战前，特高课最重要的功能不仅是进行对外情报收集，更重要的是“护持国体”——对国内进行思想监控和镇压反战声音。日本媒体评论指出，在“战争国家危险之路上暴走”的高市政府，正试图通过复制这种一体化管控体系，来稳固自身政治权力，确保扩军政策在内部不会遇到有效阻力。日本自卫队内部同样在同步调整架构：海上自卫队新设“情报作战集团”，整合情报、网络、通信、海洋观测职能；陆上自卫队新设“情报作战队”。这些内部改革不是情报战线的升级，是操作层面的全面战争化，自卫队正从被动的“情报收集”转向对信息环境的“主动介入、塑造甚至操控”。
中国外交部的回应来得很快。4月24日，外交部记者会上，面对“近一个月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的提问，发言人郭嘉昆以三个“绝不”完成了对三条红线的精准划定：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破坏和平、为祸地区。
这三个“绝不”各有明确的指向，“绝不允许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对应的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结束80年后首次重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以及由首相直接掌控的集权式情报架构；“绝不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指向的是日本在半年内完成的——防卫开支跨越式增长、杀伤性武器出口解禁、自民党在国会获得绝对多数席位，这套环环相扣的再军事化路线图；“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和平”直接定格在将北约这种域外军事组织引入亚太的挑衅性动作上。这些不是外交辞令的修饰，是硬边界。
然而，日本的激进转向并非建立在实力增长之上，真正的底层驱动是三重结构性压力。第一重是经济的持续失速。日本GDP已被德国反超，人口老龄化全球第一，总量还在下行通道，高市政府在经济民生领域乏善可陈。第二重是财政长期承压，防卫费急剧扩张不是生产力提升收益，而是从国民医疗、养老、公共支出里硬挤出来的，负反馈迟早会来。第三重是国内治理难度加大。日本民众的上街抗议已经持续数月，东京国会大厦外的集会横幅上写着“保护宪法第九条”“反对战争”。
这意味着越把资源倾斜到防务领域，内部治理裂缝就会拉得越大。最深的隐患正在于此：当一个政府在国内治理难题面前乏术，最容易的选项就是将社会矛盾转嫁至外部，“制造安全焦虑、开辟外部靶标”这套剧本并不新鲜。纵观日本近现代史，每一次在情报、军事、舆论三领域齐头并进的动作，都最终导向了对外扩张，这一次不会因为换了时代背景就自动失效。
中国的反制框架已经在对这个逻辑执行精准对冲。不是简单的军事安全层面的对等升级。中国—东盟外长会已经在马尼拉按期落地，在区域合作框架内把问题放在桌面上解决而非让域外势力掺和进来。在东海和南海方向，中国的态度是清晰且一致的，主动权和安全态势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与此同时，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持续投入，直接回应了日本产业链遭遇的双重挤压——日本在传统制造领域面临中国企业的正面竞争，在高新技术产业又受制于美国的技术霸权，其战车式动员恰恰是最脆弱的应激反应。中国从制度和技术两个维度同时发力，解决自身发展难题的同时也为周边国家提供了更稳定的战略选项。
日本的战车模式之所以能启动，不是因为它在国力上占绝对优势，恰恰相反，是在实力进入下行通道、国内矛盾堆积、决策层失去长线定力时，对外冒险成为最后的豪赌。问题从来不在于日本想到了什么方案来解自己的局，而在于它把内忧外困的原因归到别人身上，然后开始不计代价地铆足力气踩油门。
对亚洲而言，这与80年前的情景有着相似之处，不能因为换了首相就生搬一套崭新的叙事。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中始终不否认两国之间广泛的经济与人文交集，也主张区域应当保持和平发展的主基调。当这些基本面正被上述三个方向的动作反复冲击的时候，所有口头的姿态都不产生实际的价值。认清日本到底在哪个方向上出了问题，才能做到不误判、不错位。保持冷静不等于丢掉理性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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